同时，我们也应该借鉴乐华的朋友——大文。他与同学们总是好学上进，踊跃积极；志清、锦华等人物的形象也跃然纸上，生动，活泼。有一个地方挺有意思，慧修劝说他的爸爸接受“新体诗”。开始，爸爸认为“唯有这新体诗不是诗”，“只是几句话语拼凑起来的韵脚不工整的东西罢了。”然而他与女儿谈了一次新诗体后，竟使他破格接纳了新体诗。这其实是一种时代性的交流与体会，让他沉吟着想：有点意思。想今天，学生如以往般努力，可是按部就班地照葫芦画瓢，老师边写他边记，连质疑一下也不敢。抒发的感情又遭到了“标准答案”的抨击。夏、叶二老约摸是想表达这个吧。这是语文的`魅力中另外的缺点。

我们隔着八十多年的门缝，透过《文心》窥探到时代的感慨。主人公——乐华与大文两个人，也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乐华的父亲，周枚叔先生曾是语文教师，却因教育体制的种种漏洞失业，致使乐华曲厂里当工人。然而，乐华却保持一颗国文的学习之心，晚上的灯光下，他帮同学看作文。

这本书的时代是有局限的——可是，这更让我们读懂了历史，读出了那颗“文心”——对文学探索永远不停止的心。

文心读后感篇2

偶然看到有人推荐《文心》这本书，于是买来一观。《文心》是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夏丏尊所著，成书于民国时期。

叶圣陶这位作者我们不陌生，小学学过他的课文《爬山虎的脚》。“语文”这个词、这门课程的概念就是叶老提出来的，他曾经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是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夏丏尊也是同时期一位知名的文学家，两人是儿女亲家。这本书主要是关于国文（即现在的语文）知识、国文教育，包括如何读书，如何写文章，常见的问题、如何解决，一些文学常识等等，其中颇多妙解，对我时有启发。

我曾经在三所大专院校任教，教授大学语文、文学作品导读、中国古代文学等课程，语文教育于我而言不算陌生。

不过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仿佛进入了新天地，书中的教育方法让我耳目一新，在读书的同时也学到不少新知识。如果在当时看到这本书，想必会教得更好。

这本书有三十二节，包括方块字、题目与内容、一封信、小小的书柜、知与情意、日记、诗等等。它的体例很特别，采用的是讲故事的方式来传授语文知识，里面既有故事情节，又有人物和对话。

书中虚构了周乐华、张大文、汤慧修、周锦华、周枚叔、王仰之等几个主要人物，通过他们的对话，来表现学习语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给出解答，情景教学贯穿全书。

相比一般罗列式的枯燥乏味的教育著作显得更有趣味，更容易接受，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

这让我思考，自己的作品如何以更有趣味、更吸引人的方式传递给读者。

寓教于乐是一种很高超的`教学手段与写作方法，把艰深复杂的理论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有趣味是一门学问，越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事物越是能流传广泛，读后感.成为经典。这本书面向的是青年学生，两位作者准确地抓住了受众的特点，把枯燥的知识融进有趣的故事，让读者边读故事边学知识，成为一种享受，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书中涉及修辞、语法、诗词、小说、日记、书信、工具书、文学史等等各种语文知识，从书中内容可看出，两位作者在语文教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拥有扎实的理论修养，深厚的写作功力。

书中的举例作品都是作者写成，信手而为却水平不低，契合行文需要，兼且旁征博引，体现出二人学识的渊博，让人叹服。

文心读后感篇3

“题目与内容”这一篇章讲述了乐华和大文进入初中后第一次作文课的故事。“大家怀着‘试一试’的好奇心，预备着纸笔，等候王仰之先生出题目”，这让我想起女儿在每一次作文课前的样子，既紧张又兴奋。

读完这个故事，心中感触很深，故事中的王老师是理想中的循循善诱的好老师，面对学生们在作文课时跃跃欲试的心态，他却让孩子们先放下笔，通过引导他们思考“怎样的情形需要作文？”“没有需要的时候教大家作文可笑吗？”“作文原应该是先有内容的，作文课先有题目再写内容的顺序颠倒吗？”“认真作文的态度只对作文有益吗？”让孩子们更从容、更有信心面对作文，发挥作文课最朴实的价值。

故事里的王老师引导学生们思考这几个问题后总结的答案，对今天初中生学习作文依然重要。

王老师赞同学生们“写信便是写作文”、“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字让大家知晓作文更加便捷”、“记录经历的事情”这些对为什么写作文的理解，但他希望学生们明白作文更高的价值：“有时我们心里欢喜，有时我们心里愁苦，就想提起笔来写几句；写了之后，欢喜好像更欢喜了，愁苦却似乎减淡了。”他让学生们铭记：作文不是无中生有的文字把戏；作文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作文是应付实际需要的一件事情；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

作文课并不一定都是有实际需要的时候，大多是课程表上的规定，但它并不可笑，因为只有通过平时严格地练习，养成认真作文的习惯，有实际需要作文的时候才能够自由应付，这就是作文课的`意义。

既然是应付实际需要的写作，作文时通常是先有内容再有题目，但是作文课的时候却是先有题目再写内容，顺序确实是颠倒了，但只要练习的人能够明白作文不是遇见了题目，随便花言巧语写几句，就算对付过去的事情；读后感·知道题目的大部分作用在于便于称说，需得抓住重点筛选自己的生活经验。“不懂这些，作文终于是玩意儿、文字把戏罢了。”

王先生要求学生们作文要认着地做，“作成了最好自己仔细看过，有一句话一个字觉得不妥当就得改，改到无可再改才罢手。这个习惯必须养成。做不论什么事情能够这样认真，成功是很有把握的。”深悟这句话中的道理，能够读懂：认着练习作文不仅是为了做好文，更是为了做好人！

文心读后感篇4

文：文驰；通过仔细的阅读会发现，刘勰这篇文章的主要论述对象是《诗经》中的“正体”四言诗和发展历程比较缓慢的五言诗，而没有涉及楚辞（仅一笔带过）、乐府、民谣等其他诗体。我们今天虽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但在古人的概念中，乐府是歌，非诗。

首先，作者继承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对诗歌作用的定义。认为诗歌是抒发性情的通道，而《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规范了或者说划定了思想感情的范围，这个范围的进入标准就是以“思无邪”作为参照，也就是无邪之思才是诗歌所要呈现或者应该表达的内容。“诗者，持也”，持在这里有“端正，使之规范”的引申意义，那么就并不是任由思想感情的随意放纵，而是要扶正、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才是符合诗歌的含义的。但是今天我们从《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看来，孔子对“无邪”的定义范围甚宽，一切正常的真实的人类情感都是无邪的。

然后作者回顾了历代的诗歌作品，并进行了个人的挑选和点评。这大段类似于诗歌文学史纲的概括和提炼虽然带有明显的个人的主观选择，但也为后人进行梳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同时作者在不断的例举中反复对“诗言志”和“思无邪”进行佐证，繁举的大量事例中无不是围绕着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之七情与诗歌之间、内容与形式上要求对等的论述。

在最后的总结里，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进行了定调：“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是和刘勰本人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认为每种文体的形式基本固定，能使相对应的内容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这就要凭借个人才能来根据想要表达的内容去选择最合适的文体形式。即所谓“华实异用，唯才所安。”

文心读后感篇5

时至刘勰去世，将近十五个世纪，但是他的名字在现在并不陌生，他的作品《文心雕龙》更可以称得上是绝世大作。《文心雕龙》这种文学巨作顷刻间注入我的脑海，冲击着我的感官，我想，是刘勰的智慧洞彻了我的灵魂，让我在这一刻与之共鸣。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勾勒出一个以“道，圣，人”为核心的和谐之圆，同时又从“道，圣，人”流动地，动态地，自然地过度到“宇宙，想象，语言”。在这由外因到内涵的发展过程中，在这和谐之圆的中心，我品味到两个字——体会，文学的根本在于理性，感性，灵性的融合。这样一来遵循这种思路的开展，我一路走下去，在风光旖旎，芳草鲜美，惊奇迭现的精美文字景观中，感性地滋养自己文学的灵性，在文化的芳香和缤纷中，重新感受到一次高贵的文学“灌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泪光朦胧了苍颜白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云帆点缀了沧浪之水；“金戈铁马去，马革裹尸还”陆游的梦乡回荡着铁骑铮铮；“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挣脱并超越了自己的苦难，显露出普度众生的情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柔情似水地掀开了文学神秘的面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对饱经沧桑的神州大地发出历史性洪钟巨响。当我站在《文心雕龙》的高度重新去细细体会，品味文学，我发现了文学的真实足以穿透时空，足以穿透心灵。

诚然，《文心雕龙》用将古典的才智和韵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赏心悦目；它有关写作的具体建议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厚非的价值；它有关文学批评的精辟见解比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斌”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更具深度和广度。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文心雕龙》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它向世人表达了一种文学观。这是我从未思考过的，但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刘勰却把它那么清晰地渗透在它的作品中。刘勰的文学观，视文学为人生之根本，而人生是宇宙法理之根本。他把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巧妙地结合，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去审视这三者的因果循环。这一观点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注入了文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文学和文学的活动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文的诉求。刘勰通过对文学外因的追溯，把文学的重要性提高到宇宙法理的位置，再通过揭示文学的内因，把文学的创作提高到神圣的地位。

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兆世之言》曾写：“模仿、表现、甚至表达这类概念永远不会改变文学的从属地位，也就是说文学总是晚于又仅次于“原作”(就表达而言，“原作”就是思想状态)。”刘勰的文学观摆脱了这种缺陷，因为刘勰把文学看作是宇宙呈现过程的必要阶段，用刘勰的话讲就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我是这样理解的：文学既是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纽带，又是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它们相应的也是文学的根源。我们不必穿洋过海，但是我们在文学的世界里却可以身临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当胸生成云，决眦入归鸟” 的泰山极顶，还有那“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九曲，“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三峡，“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古朴塞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秀丽江南。你可以在梅雨潭边陶醉于朱自清描述的绿色，你也可以在西湖边聆听柳浪与黄莺的对话；你可以“小桥流水人家”，也可以“古道西风瘦马”;你可以手持长剑，独立朔漠，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你也可以手握画笔，船头簪花写韵，领略一下“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闲适。从西域到东海，从朔北到江南，绮丽的风光为文学增添了一笔耀眼的亮色。

文心读后感篇6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自然审美是刘勰统筹《文心雕龙》全书最主要的审美理想，其文之枢纽开篇《原道》就点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自然审美立场，即一切文学创作本源于自然。其“自然之道”既指世间万物自然景色，也指各位作者所生活的社会人文状态。刘勰不仅在《明诗》、《体性》、《定势》等篇目中直接使用了“自然”一次，而且其很多篇目诸如《原道》、《物色》、《时序》等都是以自然审美为主导意识的。本论文从“自然之美与自然之道”、“自然审美与自然景物”、“自然审美与物感情舒”来分析刘勰《文心雕龙》的自然审美理想。

一、自然审美与自然之道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抽象复杂而又含义丰富的概念。在深受儒、道、释三家文化熏染的刘勰这里，“道”的具体含义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黄侃在《札记》中释《原道》中的“道”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认为“道”不是一家之道，包括天下万物所以然的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范文澜注“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经》二篇，义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范文澜似于此以“一家之道”说驳黄侃的“非一家之道”说为“空言文以载道”。

刘勰在《原道》开篇列举了很多自然现象，内容说的都是自然之物的文采，如天地、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无识之物”。自“仰观吐曜”之下，刘勰认为天地生成之后，“人”参与其间，“天”、“地”、“人”合为三才，对于人的形成，刘勰说是“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认为人是“有心之气”。所以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语言是人的文采，是“应物斯感”，是人类天生的禀赋，并非刻意创造出来的。不管大家如何争论，纵观《文心雕龙》整个文本，刘勰是以审美为本体的，而美的生成是出于自然之道。刘勰认为，美是由自然万物外显的产物，而万物之美是根据人的审美意识而得以表现的。除此之外，他认为从引起情思到构思、到确定体裁、形成风格等都需要顺乎自然。所以刘勰的自然之道即包括世间自然万物的鬼斧神工，也包括人世社会的人情冷暖时代变迁，也包括作者于自然社会中情感的自然发泄与流露，是“自然之文”与“人文之文”的统一。文学与自然方面之间存在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关系。文学与社会方面之间存在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关系。

二、自然审美与自然景物

统观《文心雕龙》全书，其出现了众多的自然景物及其深刻细致的描写，大到天地山川云霞小到草木鱼虫鸟兽，不管形状色彩还是音韵唱响，都是自然界的文采之作，此在《原道》、《物色》、《明诗》中多有论说，建立了自然审美理论。魏晋以来，人们开始自觉地发现“美”的历程，无论是借自然遣怀还是对山水而悟道，都侧重于寻找与主体思想相对应的自然景物。

因为景物具有多种多样的色彩，故名物色。在历代《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对《物色》篇的位次、意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肯定了“《物色》篇阐明了自然在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样的观点。刘勰在《物色》篇的开头就直接阐明“物”(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感动：“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春秋交替、阴阳变化，这些都是自然万物不同的存在状态，“物色”的变化促进了人类情感的变化，“物色”之“动”在本根上牵引着“人心”之“摇”，并且人们会以言辞表现出来。

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刘勰提出了“物色虽繁，析辞尚要”，他取《诗经》《离骚》以及司马相如的赋作为代表。《物色》概述了先秦写景词语的发展，先是说《诗经》作者仔细观察景物，精心用文辞来加以表现，并列举了很多例证，刘勰认识到《诗经》作者已能做到以简约的词语充分地表现丰富的物色和情感，做到了“情貌无遗”。到《离骚》等楚辞作品，写景词语趋向繁复。到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家，更是喜欢用一连串的词语来描写山水景物，形成了扬雄所说“辞人之赋丽以淫”。由此可见，通过《诗经》《离骚》以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的赋这三种文学作品，刘勰所要倡导的是一种在描写景物时，既要少着墨，又要表现出深远的意味的方式。即倡导“丽则而约言”、“以少总多”而反对“丽淫而繁句”的写作景物的方式。

三、自然审美与物感情抒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物感”是古代文学审美重要命题之一，它强调文学创作的本源与审美体验的发生是由于主体之“心”与客体之“物”的“感应”关系。刘勰认为创作之所以发生，其本源来自于内在情感被触动诱发后的积蓄，而这种感情的兴发则源于人对物的感应。《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刘勰认为人天性天生即禀赋着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但“七情”只是隐藏在人的内心，须有“物”的触动才会具体的发显。所以当人在面对四时物候的更迭变化时，心灵也会随之摇荡，并由文辞加以抒发。刘勰在《物色》中还提到了“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由于自然风物的召唤，触动了作者的情感，引发其审美的体验以及无限的联想，所以流连、沉吟在大自然的万千景象之中，并通过“写”表现自然风物的气貌声彩。刘勰又指出了“功在密附”。即创作者对景物的描写能贴切地表达情思，以达到“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

此外，刘勰还在《情采》篇中对文与情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说，其在《情采篇》中说：“惜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赞成《诗经》作者的创作，反对辞赋家的创作，情满而文自溢，正是其自然审美的体现。“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认为作家创作时，总是先有内心感触，经过情感的“郁陶”、“蓄愤”和理的梳理后，把它抒发出来写成华美的文辞。刘勰强调情理是主，文辞是次，二者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只有感情到位，文辞才能到位。刘勰所处的时代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现。可是大多作品重采轻情、重文轻质，逐渐背离了“诗缘情”的审美理想。他批评时人创作过于爱好新奇，语言浮诡，就如同在彩色羽毛上涂颜色，在皮带上刺锦绣，情和采、文和质背离越来越远，造成讹滥。可见刘勰对时人的批评正是以自然审美为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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